著名学者、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昨晚任第36期新民科学咖啡馆主讲嘉宾，打开大量中国史料，为愈来愈受关注的全球变暖话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注解：不能无忧，不必过虑。“这个问题要一分为二来讲。对公众而言，站在全球共同利益考虑，强调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没有什么坏处。它能提醒人们及早采取应对措施，待所有科学问题都有了定论再来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恐怕为时已晚。但在科学界，一切还远没有到下结论的时候，还有很多未解之谜。”
全球变暖 还有很多未解之谜
针对屡见报端的“史上最高气温”、“有史以来最热的世纪”，葛剑雄教授提出质疑：“有气象记录以来”和“有史以来”是两个概念，混淆不得。事实上，人类对气候资料知之甚少：全球最古老的气候观测站，没有一个超过200岁；具有160年历史的气候观测站仅有50个，90%集中在西欧。而气候变化的周期往往超过200年，且往往发生在无人区域或海洋，现有数据不足以成为精确的评估指标。“所谓的全球气候变暖，只代表近阶段的现实，但不是唯一的可能。”
我国近5000年来，共经历了四个温暖期：即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1100年，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初的春秋、战国、秦、西汉时期，隋唐到北宋初期，南宋中期到元朝中期。现有温室气体理论无法对此解释，关于气候变化的原因、规律、周期及其影响，仍有许多未解之谜。
出土于河南安阳的甲骨文，多次出现“象”字，并有古人猎象的记载。当时的象是野生的，能在自然环境过冬，活动范围在黄河以北气候因素概念，远远超过今天亚洲象的生存北界。于是，学者们据此推测，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温度较现在高2℃至3℃，比科学家如今预测的“未来气候变暖”还要暖一点。可是，商朝人口不超过1000万，没有任何现代工业，排放也肯定比现在少得多。到底是气候更暖了，还是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提高了？
中国贡献 物候学推测古代气候
关于全球气候变暖的种种描述中，大量证据来自上世纪以来的西方，如阿尔卑斯山雪线变化、南极冰盖的消融等等。其实气候因素概念，我国得天独厚的历史文献资源，能将气候变化的时间刻度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
比如，上海出土的植物孢子“道破”了3000多年前的气候“秘密”：当时的上海曾覆盖着茂密的阔叶植物，比现在更温暖。考古遗址中的动物骨骸、春秋战国时竹子的分布、西汉时柑橘等植物的北界，都能说明类似的问题。“实际上，历史时期的极端气温都超过当代。”
在我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竺可桢教授的倡导下，研究人员还用现代物候学的方法，透过史料研究气候。“我们已经找了几乎所有能找到的气候史料，从史书、文学作品到私人日记。零散在各处的记载，汇总起来，关于元朝以前的便做了20000多张卡片。”比如，某人在日记中实录，今天大雨。某篇诗词中感怀，某月某日初雪。游记中提到，几月初几，梅花刚开。以现代物候为参照系，学者们都可以根据这些记载推测古代的气候。“但问题是，往往很难在一个地点找到延续性的史料。史料中的记载也很不精确，说到了热，但不会记下具体温度。”
公众应对 强调人为因素没坏处
“近年来较多注意人类活动的影响，但对自然规律的探索还缺乏实质性的进展。”葛剑雄觉得，从教育公众的角度而言，强调人为因素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有利无害。“导致气候变暖的根本原因尚难肯定，但我认为，即使气候变暖成为事实，也不等于注定人类要倒退或毁灭。人类应尽最大努力，消除不利因素。既然不能控制自然，只能控制自己。”
控制自身欲望，注重精神生活，成为葛剑雄推崇的、最简便易行的“应对气候变化的个人法则”。没有物质欲望，社会无法进步；但过度的物质文明伴随着无限的欲望，也会带来灾难。他提醒说，人类的休闲时间越来越多，如果用来吃喝玩乐，等于是在加重环境负担，加速气候变化。
本报记者 董纯蕾 马亚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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