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政策层面接连释放调整的信号：
12月6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新的提法是“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与7月30日政治局会议相比，稳增长的要求更为突出。
此外，在延续7月份会议没有“房住不炒”表述的同时，这次会议明确提出，“支持商品房市场更好满足购房者的合理住房需求，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和良性循环”。
同一天，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于12月15日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不含已执行5%存款准备金率的金融机构）。
政策调控的背后，中国经济发展中6+1压力与日俱增，压力不断从微观企业层面向整个宏观经济增长层面传导。
所谓6+1压力，即：去产能、去商能、去红利、 环保约束、去过度金融、外部挤压+疫情。
01
去产能
从2015年提出供给侧改革开始，中国经济发展就进入了行政与市场共同“出清”过剩产能阶段。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产能“潮涌”，不仅因为世界产能云集中国，还可归因于国内经济刺激政策。
更有地方政府投资冲动促成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以及“经济人”基于人性使然，这些决定了中国式的一哄而上，使得产能过剩成为近年来经济发展中难以摆脱的顽疾，政府与市场“联手”去产能之路也一波三折。
然而，去产能不仅增加了部分企业的生存压力，也不可避免地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2020年我国乘用车产能问题分析》指出，我国乘用车产能利用率从2017年的66.55%降至2020年的48.45%，处于产能严重过剩区间。
据估算，2016-2020年去除粗钢产能1亿-1.5亿吨，占总产能的 8.3%-12.5%；去除煤炭产能8亿吨，占总产能的14%。
按照这两个行业平均计算，2016-2020年削减12%的产能，拉低GDP增速1-1.5个百分点，如果分摊至5年，则平均每年影响0.2-0.3个百分点。
前几年行政去产能的权重高一些，近两年来，由于经济形势的变化，市场去产能的权重则明显上升，由此给企业和经济增长带来的压力也不断提升。
02
去商能
去商能是新经济喷涌发展的结果。
一方面，伴随着线上经济的发展，大量实体商店乃至商业综合体都沦为过剩商能，成为被修理的对象。
大量实体店过剩倒闭。据相关报道，2021年有约130万家实体店倒闭，2020年约有310万家实体店倒闭。
商业综合体招商难。据统计，2020下半年，全国19城964个购物中心平均空置率为11.77％，同比涨幅高达93.9％。其中，14城购物中心平均空置率超过10％；5城购物中心平均空置率在10％以下。
另一方面，即便是线上经济以及其他新经济模式，也面临过度、过剩被清理的局面。
一些商业模式、特色小镇、创业工厂、商业地产等在钱“烧”完之后，纷纷成为“从风口掉下来的猪”。
典型如直播行业，2018年开始，各个行业都跟风进入了直播带货领域，疫情期间，就连央视主播、各地政府官员、各界名流都纷纷进入直播间。然而，到了2021年有90%以上的带货公司都深陷困境，关张在即。
03
去红利
推动中国经济和企业40多年来迅猛发展的传统红利时代渐行渐远，从企业到整体经济增长都面临传统增长空间被压缩的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迅猛发展的过程中确实有一些特有的经济模式可追溯。国家层面，靠对外开放、招商引资造就了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
地方政府一手招商引资，一手土地财政，带来地方经济百舸争流、万马奔腾的景象；
企业层面，先是靠制度红利、人口红利完成原始累积，后有商业模式红利、互联网红利叠加，不断裂变出新的应用空间和商业机会。
但如今随着发展坐标的改变，过往的发展法宝——招商引资、土地财政等经济模式皆已趋于失灵。
对外，“以市场换技术”所带来的外资垄断、技术依赖等负面因素不断凸显，且国外的技术封锁也正关闭“以市场换技术”的大门。
对内，个别地方为招商引资无所不用其极，引发恶性竞争不说，还埋下了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隐患。
根据有关专家计算，目前地方平台债务大概占到中国GDP的50%以上。如果把这部分债务归到政府部门，中国政府部门债务已经突破了60%和90%的双重国际警戒线。
而随着调控政策深化和棚改退潮，土地财政这个曾经的“万能药”也难再奏效。
企业更是步履维艰，不仅各项传统红利消散，就连商业模式红利也成了“过期的兴奋剂”，风口来得快、去得更快。在去红利时代，从企业到经济发展难免出现不适应性反差。
04
环保约束
自2017年开始的环保风暴不同于以往的“一阵风”，呈现长期化、常态化、制度化特征。
如环保生态考核纳入地方政绩考核、环保督察“回头看”、 “打赢蓝天保卫战”等，环保硬约束使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再也回不到从前。
加之，双碳政策推行下，绿色环保将成为未来大的趋势。
而对于习惯了粗放式发展的诸多中小企业来说，要补上环保历史欠账、转变发展方式，谈何容易。近几年环保风暴轮番轰炸，成为无数企业的“催命符”。经济承压之大，可想而知！
05
去过度金融化
金融膨胀、高杠杆是2017年以前十多年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特征。然而，金融内置“自我膨胀、自我蒸发”的原罪宿命，让它极易陷入“钱生钱”的癫狂阶段。
尤其是2008年后，从美联储到欧日央行都铆足了劲儿开动印钞机，以致货币泛滥。金融资本化作危机传导器，借由跨国企业之手在全世界范围内流窜，从外围的资源型国家、新兴市场到中美等核心国家。但自2018年起，第四次金融危机就以变异、非典的方式不断传导、扩散，近年来中国某些领域的爆雷就是危机定点爆破的结果。
过去几年，由于对金融本质、金融危机本质认识不清，中国的金融业一度疯张，实体产业的发展资金和空间不断被挤压；高度集聚的金融风险也在不断寻找爆破口，P2P“爆雷”潮、理财产品事件层出不穷，带来的震荡已经有目共睹。
根本上，这就是中国为防范大规模金融风险，开启了金融去杠杆、大出清的“去过度金融”阶段的结果。
然而，人为挤泡沫又使得杠杆在金融和实体间传导，债务违约泛滥。
结果便是：不论是金融过度还是去过度金融，危机在传导、转嫁，却从未消失。
06
外部挤压
中国与欧美国家贸易摩擦不断爆发，范围更广、时间加长、程度加深，这让中国外贸、科技、 制造等企业承受了“原形毕露”之苦楚。
自2018年3月22日起，美国对中国发起“301贸易调查”，打响中美贸易摩擦第一枪，中美贸易就不断上演打打停停、边打边谈、盟友加入。全球产业链重整、 投资和就业受影响等问题随之而来。
疫情
疫情反复给行业、企业、个人都带来深刻的影响。旅游业、餐饮业、电影行业等都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企业面临成本增加、消费不振、人员困境，时不时的封闭隔离更是加大了难度系数；老百姓生活经济都受到挑战，一些人开始躺平。
去产能、去商能、去红利、 环保约束、去过度金融是中国经济发展中内置的压力，外部挤压叠加疫情无疑把这种压力在短时间内进一步集中放大。
接下来，政策也将因这6+1压力的缓急情况，不断进行阶段性调整。
受这几方面因素影响，财政压力将日益显性化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后续文章将对此进行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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