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齐然
编辑/漆菲
从18世纪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经济体。但在今年4月，这一百年“老大”的身份将被改写。
根据联合国此前预测，印度人口将在4月14日达到1425775850人，从而取代中国，成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而在未来，该国人口还会继续增长：据测算，到2023年，印度将达到14.28亿人，2029年会超过15亿人。其最高峰预计于2063年到来：届时印度人口会达到16.97亿，而中国人口预计将降至11.44亿——印度将比中国多出5亿多人。
与这样庞大的人口数量相伴的是整体人口的年轻化。现时的印度人口中，25岁以下的部分占到40%。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指出，到2050年，印度将在全球就业年龄段（15-64岁）人口中占据超过五分之一。
于是，印度的人口红利又一次被各大媒体和研究机构提及。
“人口红利”的概念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大行其道。当时，经济学家对一些东亚及东南亚国家——如韩国和新加坡等地成功工业化的发展模式进行了研究，并得出结论：当一个发展中社会的工作年龄人口（15到64岁）比例大于14岁以下和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时，该社会的工业化可能性和经济发展潜力就会较高。
具体到印度，其总和生育率已经度过最高峰，青壮年占比仍然很高，符合人口红利的状态。只不过，如今印度全球第一的人口规模，能在多大程度上复制过去人口红利的成果呢？
1976年，一处绝育手术站，印度男性排队领取绝育手术赠品。
庞大人口曾是危机
上世纪印度建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印度的政治精英们一直把印度的庞大人口理解为一场危机。
建国总理、国大党领袖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其政纲性质的著作《印度的发现》中专门辟有一章谈论西方国家出生率减少带来的问题，并借此批评现代工业文明远离了和自然的和谐。但笔锋一转，他认为印度的人口“繁殖得令人吃惊”。在他看来，诸如中国和印度的庞大人口“是一种负担也是一种弱点”，因为其绝对值实在太大了。
当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在1970年代执掌总理大权时，“人口问题”变得更严重了。从1947年到尼赫鲁去世的1964年，印度经历了三个五年计划，工业制品产量猛增，但国民每年平均收入增长不足3%。国大党的一些精英将这一差距理解为经济发展成果被人口增长“摊薄”了——这期间，印度人口从3.4亿增长到了4.89亿，年增长率超过2%。
但实际上，这一人口增长数据在发展中国家中并不算特别高。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氛围中，新马尔萨斯主义席卷全球。该理论以马尔萨斯人口学说为基础，但主张实行避孕以节制生育来限制人口增长。
美国生物学家保罗·埃里希（Paul R. Ehrlich）曾在他风靡全球的争议作品《人口爆炸》中将人口快速增长的印度列为“没希望的国家”，鼓动西方国家不要再援助印度——他认为，任何援助都会跌入人口增长的无底洞里。
2019年1月21日，印度新德里，求职者正在参加由政府就业部门举办的招聘会。
类似的分析，配合“大量贫困人口将带来革命”的冷战时代恐惧，促使欧美国家鼓励印度政府控制人口，加之“经济发展没有跑赢人口增长”的阴影在侧，被称作印度铁娘子的英迪拉·甘地终于在1975年到1977年推出了史上最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
长达21个月的“紧急状态”，被外界视为现代印度“最接近独裁制度”的时刻。英迪拉·甘地独揽大权，打击反对者，推行包括国有化、城市更新和计划生育在内的一系列经济与社会政策。
在普通人的记忆中，“紧急状态”最令人惊恐的部分当属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绝育运动。在英迪拉·甘地的小儿子桑杰耶的主持下，全印推动了一场以男性输精管结扎术为主的绝育工程。
政府下达层层指标，各部门再将绝育手术与否和社会福利、土地确权等政府服务绑定在一起——研究“紧急状态”的学者塔尔洛（Emma Tarlo）发现，当办理政府手续、工作手续、房屋合同手续都需要绝育证明的时候，关于后者的“黑市”就大行其道了。紧急状态中，印度各地都流行着这样一种生意：拉上贫穷男性去绝育，再买卖他的绝育证明给有需要者。
短短两年内，据统计有超过600万印度男性被结扎。见证印度独立后历史的小说家萨尔曼·鲁西迪（Sir Ahmed Salman Rushdie）把这一幕写入他的成名作《午夜之子》里，将其设置为了一场对印度独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屠杀。小说主角萨利姆生于1947年，在绝育运动和紧急状态中，他失去了朋友和亲人，也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德里贫民窟里的家园。
2021年1月28日，印度北方邦诺伊达，工人们在印度最大电子制造商迪克森的工厂内组装手机。
紧急状态最终以英迪拉·甘地大选失利下台而告终。绝育计划被视为她名声一落千丈的重要变数。自此，印度政府再没尝试过大规模的男性结扎手术。
取而代之的是更为隐蔽且持续的女性节育措施。但后者的难度、成本和危险性远高于男性。2009年到2012年期间，有700人因为手术拙劣事故而死亡，356人被报在手术后有并发症。多年来一直有报道说，输卵管绝育手术的质量很差，但印度当局似乎没意识到其中的健康隐患，于是这种恶劣的手术事故持续给贫穷的女性带来生命危险。
成为制衡中国的筹码
长达数十年时间中，以女性为主的计生政策将印度的生育率缓步下拉。人口学上通常用统计育龄女性平均一生生育多少孩子的“总和生育率”作为衡量人口增减的重要指标。1960年代的印度，总和生育率维持在5以上，而2022年，这一数字第一次达到2.1——从人口增长逐步转向人口衰减的更替水平。
历史倒在此刻开起一个小玩笑：当印度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曾经的“危机”实现的时刻，印度的海量人口却成为许多分析者们眼中的机遇。
尤当，印度人口超越中国的时刻，正好也是亚洲地缘政治变局的时刻。中美关系紧张、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倾向与“印太战略”的出台，让许多人将印度放在了对华“制衡者”和“替代品”的位置上。
2022年10月22日，印度孟买，人们在排灯节前夕聚集在一个市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今年1月在回应有关提问时指出，中国和印度都是人口大国，劳动力资源较为充沛，两国应用好人口红利，实现各自发展振兴，并为人类未来作出更大贡献。
西方媒体倾向于强调印度人口红利带来的能量。英国《金融时报》形容，接下来的十年将是印度的“出色十年”——其认为印度在莫迪时代“世界级的信息基础设施”之上，会大力朝向出口制造业发展，并切实吸引出口制造业投资。这些新来到印度投资的工业将把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带入正式就业，促成生产力的增长和城市化的提升，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循环。
“印度将享有丰富的劳动力供应，因此应该会吸引到更多的外企投资。印度不断增长的制造业能力将转化成利润。”位于印度孟买的财富管理公司Ladderup总经理拉哈文德·拉纳特（Raghvendra Nath）表示，“此外，国内消费的增长有助于国家度过任何外部的冲击，这一事实在新冠疫情期间得到了很好的证明。”
阿联酋《国家报》分析称，印度大量年轻人口和消费驱动的经济将是该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与印度相比，许多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放缓，其劳动力迅速老龄化。
“对印度来说，年轻的适龄工作人口的主要优势在于，年轻人适应能力强，能够跟上持续的、剧烈的、不断的技术变革的步伐。”印度钦奈大湖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马汉巴雷（Vidya Mahambare）说。印度电子和家用电器品牌Elista的董事长兼总经理高拉夫（Saket Gaurav）认为，印度庞大的人口规模对企业而言是资产而非负担。
标普全球（S&P Global）预测，印度到2030年将超越德国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其年均GDP增长率为6.3%。在全球经济发展放缓的情况下，印度统计部门预测该国本财政年度（于2023年3月结束）的GDP增速为7%，这让印度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
印度的体量结合其高速增长的经济，同样会促进印度国际地位的提升，而重大国际问题上印度的立场也将得到更合理的对待。
比如，它可以增强印度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要求。作为联合国创始成员国之一，印度一直坚称得到常任理事国席位的要求是合理的。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司长约翰·威尔莫斯（John Wilmoth）表示：“（作为人口最多的国家）你有一定的权利。”
印度前外交秘书萨兰（Shyam Saran）则称，在气候变化这类问题中，“印度将扮演重要角色，因此也会获得一定程度的外交筹码”。
还有更夸张的展望。比如彭博社再次拿出“印度时代”这个说法——这种乐观的论述基础是认为印度和越南一样，会变成全球产业链从中国部分转移出去的“中国+1”模式的受益者。
“中国+1”模式指的是，跨国企业在中国保留一部分生产力和供应链的同时，为了应对中美矛盾的压力，将另一部分供应链转移到东南亚和南亚等地。这被视为越南、柬埔寨、印尼、孟加拉国等国家的发展良机。
印度也希望能借助这一机会实现大规模制造业转型。过去十年，印度已在手机等电子产品的产业链中实现了快速发展。据《印度教徒报》报道，2014年印度市场上的手机有92%依赖进口，其中很多来自中国；到了2022年，印度市面上97%的手机在本土生产。
印度电子与信息科技国务部长钱德拉赛卡尔（Rajeev Chandrasekhar）去年年底对媒体称，“中国+1”模式将在2026年前后让印度成为芯片和半导体的制造大国。
“莫迪正在兑现承诺。”彭博社评论道，他已将政府支出的20%用于投资。文章举例称，诸如苹果这样的跨国巨型企业，正把电子产品的组装产业链转移去印度。这一论述之上，印度的人口红利似乎已经摆在眼前，只待兑现了。
上世纪60年代印度街头的计生海报，写着“两个或三个孩子就够了，遵循医生建议！”
莫迪政府如何利用“红利”
德里东北部跨越耶穆纳河的诺伊达（Noida），算得上是印度人口红利带动工业发展的最好见证之一。这个工业新城全称为新奥克拉工业开发区，建立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但直到印度九十年代大规模开放市场后，才日新月异地发展起来。
如今走在诺伊达街头，仿佛置身于九十年代的中国广东：整洁而笔直的主干道旁种着绿化植物，各类制造业园区厂房林立。高速公路从新城中心的大楼边穿过，一路连接到北方邦一侧，那里有着规模更大的“大诺伊达高新科技园”。
诺伊达一方面和德里市中心隔河相望，一方面跨越印度劳动力最充沛的省份——拥有两亿人口的北方邦，此外还享有作为工业区的特殊地位，因而成为许多企业投资的不二之选。无论是印度本土手机品牌LAVA、在线支付平台PayTM，还是韩国三星集团、中国手机品牌OPPO以及Vivo等，都将印度总部设在这里。
三星在2018年拓展了诺伊达的手机工厂，承诺将产量提升至每年1.4亿台，这里也成为三星在亚洲最大的手机工厂。绕着园区行走，七八层楼之高、数百米长的灰色厂房外，是好几公里长的围墙和巨大的停车场，再外面是一排排停着运货的卡车和接送工人上下班的大巴，蔚为壮观。
三星集团在印度诺伊达的工厂。
莫迪时代催生了更多类似诺伊达的工业园区，比如泰米尔纳德邦的斯里佩鲁姆布杜尔（Sriperumbudur）工业园，就承接了富士康的巨型工厂落地，提供至少2万个就业岗位。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富士康将在未来扩大工厂规模，达到郑州富士康的近三分之一，也就是10万人之众。而同一工业园，还将迎接电动车厂商的入驻……
和诺伊达园区类似，印度各个省份近年来修建了大大小小的工业园区，吸引企业和劳动力集聚。就在近日，莫迪进一步宣布要举中央政府之力，在七个邦设立纺织工业园区，预计将提供200万个就业岗位。这些园区均位于人口稠密的地带——北方邦、中央邦、古吉拉特邦等地。
除了这些园区外，基础设施建设也是印度政府对人口红利的利用之举。2021年8月，印度启动规模高达100万亿卢比（约合1.35万亿美元）的基建计划，主要投向该国的物流领域，用来整合不同形式的运输方式。
今年2月，莫迪宣布进一步提高基建预算，预计2023-2024年度的基建支出将比去年多出33%，达到10万亿卢比（约合8400亿人民币）。年初在德里-孟买高速公路初步通车的剪彩仪式上，他直言：“基础设施投资越多，创造的就业机会就越多。建设高速公路帮助多少人得到了工作机会呐！”
2023年2月12日，印度总理莫迪出席德里-孟买高速公路初步通车仪式。
今年往后，印度的基建项目还会增加。除了各种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机场和港口之外，还包括各种老设施的升级改造——比如印度政府将斥巨资拆除和重建新德里火车总站，将之改为现代的立体交通-商业综合体，又如新德里还将重建中央政务区。这些都意味着巨大的劳动力投入和就业岗位增加。
劳动力优势并不明显
相比于莫迪政府的宣传和欧美媒体的渲染，印度媒体人和学者在评价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时，多了几分谨慎。
在《印度教徒报》举办的一档在线节目中，印度人口学家索纳尔德·德赛（Sonalde Desai）专门对照韩国、新加坡等地，讨论了人口红利对印度的具体意义。
在她看来，要把握人口红利是很不容易的：一方面，东亚国家能够把握人口红利，和“高明的经济政策正好结合下降的出生率”息息相关；另一方面，人口红利的实际持续时间一般不会很长，最多也就十到二十年，“印度虽然有机会，却不一定能够把握住时间窗口”。
更大问题是青年人的失业情况：今年3月，印度的失业率上升到7.45%，很多人认为实际数字要更高。其中，受过高等教育青年的失业问题非常严重——这一趋势催生了更多青年选择报考公务员而不是进入企业。
根据《今日印度》2022年的一次抽样调查，至少有三分之一受过高等教育的印度青年找不到工作。形成这一情况有很多原因，但主因是印度社会没能创造足够适合他们的岗位。印度绝大多数工作签的是非正式合同、缺乏社会保障和养老保险，而受过教育的青年更希望获得稳定的工作机会。
位于班加罗尔的阿兹姆·布列姆季大学（Azim Premji University）经济学教授巴索雷（Amit Basole）将印度近十年来的问题描述为“缺乏就业的增长”。他指出，尽管莫迪时代印度实现了GDP的快速增长，但单位GDP增加带来的就业增加效果则越来越差——这一比值被称为就业弹性。
在一篇论文中，巴索雷比较了近年来印度在就业弹性方面和越南乃至孟加拉国的差距。数据显示：2010年到2018年，印度GDP平均每增长10个百分点才能带动1.1%的就业增长。而在越南，这一数字是3.8%，孟加拉国是3.2%。
巴索雷认为，这背后反映出的问题是，印度的人口红利并没有像东南亚国家那样，以足够大的比例投入到稳定的制造业中去。相反，印度劳动力从农村离开后，许多人进入到不稳定就业的状态，比如成为建筑工人或打零工——疫情封城期间，大量徒步回乡的印度农民工就在此列。
根据巴索雷提供的数据，印度就业人口中，不稳定就业的比例较大，结构上类似于尼日利亚、老挝、安哥拉和刚果等国家，而制造业就业的比例远不及中国、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和印尼等国。也就是说，如果莫迪的工业政策无法创造出足够的制造业岗位，印度的人口红利在未来也只能贡献出附加值较低和就业不充足的经济增长。
位于印度泰米尔纳德邦斯里佩鲁姆布杜尔的富士康工厂。
对比其他正努力实现人口红利的东南亚国家——如越南和孟加拉国，印度的优势，尤其劳动力优势并不明显。比如，德赛指出，印度的基础教育质量仍然落后，尤其农村地区的公立学校教育水平有待提高。数据显示，疫情后印度学龄儿童的识字率从2018年的73%下降到70%。这意味着部分工人仍是文盲或半文盲水平。
此外，印度女性参与工作的比例也一直不高。据世界银行统计，印度女性工作参与率从2005年的27%下降到2021年的23%。作为对比，斯里兰卡的这一数字是34.5%，孟加拉国是32%。从当前统计数据看来，印度人口红利距离真正发挥出效果，还有相当漫长的一段路要走。
从产业园和部分地区的经济规模看，印度巨大的人口规模正在形成竞争力，也使得这些产业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日渐增长。但另一边，颇为棘手的就业形势、GDP增长和劳动岗位需要之间的脱节，也是不能忽视的问题。在分化的不同特征下印度成人口第一大国，要说印度能整体“套现”人口红利、走上某种东亚模式的快车道，实在过于夸张了。
缺乏精确的人口数据
印度本该于2021年进行最新一次十年期的人口普查，然而，受到新冠疫情和其他状况的影响，这一调查至今未能展开。虽然联合国给出了预测数据，但直到现在，外界无法获知印度人口的真实数据。
印度的人口普查依赖于大约33万名全国公立学校教师挨家挨户的调查。根据为2021年制定的计划，这一轮调查原本将进行两轮，共询问超过24个问题，将持续11个月，预计花费11亿美元（875亿卢比）。这些数字将被制成表格，最终数据将在几个月后公布。
但如今看来，这次普查还会继续拖延——教师们作为政府劳动力，要负责帮忙组织2023年的地方大选和2024年的全国大选。这意味着，印度政府仍在用2011年的数据作为基准决定人口政策、经济政策和公共预算。
全印度小学教师联合会的高级官员米什拉（Arvind Mishra）说，法律规定教师必须帮助进行选举和人口普查，但政府必须提高他们的薪酬。“教师应得到尊重，他们不能为进行地球上最大规模的算术练习而四处奔走要求报销。”
主要反对党国大党指责莫迪政府推迟人口普查，以便在2024年全国大选之前隐瞒失业等敏感问题的数据。“本届政府经常公开与数据竞争。”国大党的发言人克拉（Pawan Khera）质疑道，“在就业、新冠疫情死亡等重要问题上，我们看到莫迪政府倾向于隐瞒关键数据。”
执政党印度人民党的发言人阿加瓦尔（Gopal Krishna Agarwal）驳斥了这种批评。
他说：“我想知道他们这样说的依据是什么。我们9年的表现比他们65年差的社会参数是什么？”他指的是国大党曾执政多年。
不过，普查的缺乏，使得外界对印度人口数据更为好奇。比如，十年前的趋势已经显示：印度总和生育率一直在降低。近年来的估算和抽样数据则显示，截至2021年，印度超过一半以上省级行政区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低于2.0，意味着平均每个育龄女性生育的孩子少于两个。
印度北部的节庆日，现场挤满信徒。
目前，全印总和生育率超过2.0的邦几乎都集中在恒河平原——以比哈尔邦、恰尔肯德邦和北方邦为主。这反映出印度人口增长的另一个困境：上述几个邦是印度人口最稠密的区域印度成人口第一大国，也是生育率最高的区域，除此之外，它们还是全国较为贫困、教育和医疗质量较为落后的区域。可以说，地区发展不均衡问题始终困扰着印度的人口和经济结构。
除此之外，右翼印度教团体也一直将人口作为一项政治问题来对待。面对“成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局面，右翼组织“世界印度教大会”（Vishva Hindu Parishad）前领导人普拉温·脱加迪亚 （Pravin Togadia）近来表示，“人口问题是一枚炸弹”。他看上去是在谈人口过剩，但在印度语境下，他其实是在暗示非印度教徒生育过多，并要求政府管控后者的生育。可以想象，一旦在最新人口普查数据中发现其他少数族群——如部落民、穆斯林、基督徒的人口增长率高于印度教徒，必然会引发新的口角乃至族群冲突。
“我们一方面过度强调了人口过剩，另一方面是不是也过度强调了人口红利的潜能？我们也许更应强调能够促进教育发展和就业的经济政策。”人口学家德赛如此总结。
如今回看，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和印度“经济改革之父”贾格迪什·帕戈瓦蒂关于“到底要不要单纯强调发展”的长期论战仍有意义。
在帕戈瓦蒂看来，不论如何，只要发展就能创造社会福利。阿马蒂亚则在论证“人口问题的症结”时指出：“人口问题当然重要，但这既不是因为人口自然增长影响了食物供应，也不是因为会有世界末日……随着教育机会变多（尤其是女性教育）、死亡率降低（尤其是儿童死亡率）、经济保障改善（尤其是老年）以及妇女更多参与就业和政治行动，可以预期，出生率会快速下降。”
印度比哈尔邦的一处医院，刚刚做完绝育手术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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