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气候特使约翰·克里抵达北京时，这个城市正在经历今年第27个气温超过35摄氏度的“高温日”；西部新疆的沙漠中，当地气象站录得52.2摄氏度的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而大洋彼岸的美国，同样正被热浪、暴雨、山洪侵袭。
◆新疆某地气温高达52.2摄氏度
当全球平均气温不断刷新纪录，地处北半球的国家，几乎都经历着极端天气的威胁。这让克里此行尤为应景且迫切，中美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重启气候合作以减缓全球变暖是唯一选择。
7月16日至19日，克里在中国停留四日，与多位中方官员密集会面，包括国务院总理李强、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还有与其职务相当的中国气候变化特使解振华。
李强在与克里会面时指出，“当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任务艰巨，需要包括中美在内的各国加强协调、凝聚共识、抓紧行动，最大程度形成应对气变的合力。要践行多边主义，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确定的目标和原则。”
◆克里与国务院总理李强会面
数日的闭门会议结束后，中美并未达成具体协议，但仍然传递出积极信号——双方承诺定期举行会议。7月19日深夜举行的记者会上，克里总结了此次访华的成果。“我们此行是为了解决陷入停滞的问题。而我们确实做到了。”克里表示，“我们进行了一系列非常广泛而坦诚的对话，意识到需要做更多工作才能开创新局面。”他还提到，中美同意在未来几周内密集工作，且确定了接下来两轮会谈的时间。
◆克里在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两国将继续会谈
在外界看来，虽然没有立即达成成果，但双方致力于定期对话，这一事实表明两国虽处于总体关系的最低点，却依然迈出了恢复信任的实质性一步。
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助理教授戴维森（Michael Davidson）评价说，就此次访问而言，更重要的是双方进行了持续的建设性沟通，而不是取得具体结果。“这是在气候问题上进行更积极接触的敲门砖。”他表示，“进一步的承诺或将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8）或是今年年底中美首脑有可能的会晤中宣布。”
◆第二十八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将在阿联酋举办
气变合作“离不开中美关系的大环境”
克里是一个多月来第三位访华的拜登政府高级官员。
今年6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率先开启中国行，旨在将中美关系重新推回去年巴厘岛元首会晤的轨道上；7月，美国财长耶伦访华，在四天内与各层级官员密集对话，为两国经济互动创造氛围；耶伦返美不到两周，克里即启程来华，负责在气候领域寻找与中方的合作空间；接下来，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也将到访中国。
密集的高层交流，意味着克里此行既是为了气候谈判本身，也是在努力稳定整体双边关系。他在访华当日表示，期待未来这几天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向全世界发出一个信号，“表明中美的严肃目的是解决人类自身给全人类带来的共同风险、威胁和挑战”。
7月17日在北京饭店与克里会晤时，解振华表示，两位气候特使可以在改善中美关系方面发挥作用。当天，双方会面接近12个小时。
◆克里与解振华会面
这次访问还有着更具体的意涵，它标志着中美气候外交的重启。奥巴马政府时期能源部前高级官员、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美中项目创始人桑德洛（David Sandalow）认为会谈结果“符合预期”，并称“美中之间的正常气候外交已回到正轨”。
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被看做是中美紧张关系中难得的亮点。然而，两国间的气候磋商在过去一年屡遭破坏——2022年8月，美国时任众议长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这对中国极具挑衅意味，致使中美间诸多合作与交流陷入停滞；去年11月中美元首在巴厘岛会晤后，两国关系本有好转迹象，结果今年2月的气球事件再度破坏双方互信。
虽然克里与解振华在过去一年数次会面，但谈话内容相对简单，主要围绕在何时重启谈判。克里固然希望，气候挑战可以被“独立”看待。他在与韩正会面时表示，气候变化是“普遍威胁”，应与美中之间更广泛的外交问题分开处理。“我们有能力在气候问题上带来改变。”克里称，“我们只应该追随科学，我们所做的事情无关政治或意识形态。”
然而，这个愿景并不现实。早在两年前，王毅就告诉过克里，中美气变合作不可能脱离中美关系的大环境，美方希望气变合作成为中美关系的“绿洲”，但如“绿洲”周围都是“荒漠”，“绿洲”迟早会被沙化。
克里2021年4月访华时，通过视频方式见了当时的中国副总理韩正、中共中央外办主任杨洁篪和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这次与克里见面时，王毅再次传达了类似观点，“中美气变合作有巨大潜力，同时离不开两国人民的理解支持，离不开中美关系的大环境。”
◆克里与王毅会面
克里也承认，他与中国官员的会谈富有建设性，但“很复杂”，双方仍在处理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政治外部因素”。
智库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ASPI）清洁能源部副主任杨木易向《凤凰周刊》指出，无论能源转型还是整个经济体脱碳，都属于社会经济领域的大变革，会重塑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气候合作可以作为撬动更广泛领域国际合作的抓手。
“比如芯片行业需要合作，保障包括电动汽车、智能电网等新能源技术所用芯片的供应稳定；在关键金属元素领域也需要全球合作，保证新能源需要的铝等金属元素价格稳定和供应安全，更好支撑绿色转型。”杨木易说。
自拜登上任以来，克里作为美国总统气候特使已两度访华。2021年4月克里来华时，双方在不少问题上达成共识，并发表了《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同年，在英国格拉斯哥举办的COP26上，中美共同发布《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同意在未来十年加强气候合作，此举出乎外界预料。
而在其他场合，克里与解振华也频繁会面。7月17日见面时，解振华告诉克里，“我算了一下，自从我们两个被任命为特使以来，我们已经见过53次了。”除了因气候特使身份常打交道，两人结识更有25年之久，这种私人关系对于促成更多成果也大有裨益。
◆2022年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克里与解振华会面
解振华在会议开始时表示，他希望两国进入一个“稳定关系”时期。他表示，美国和中国应该“求同存异”，并呼吁“坦诚、深入”的会谈。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表示，从中国高层接见克里的规格来看，中国高度重视中美气候合作，相信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只是暂未公布。“我对中美在COP28取得合作成果还是比较乐观，如果不出什么意外，中美都会推动这件事。”
克里赞赏中国发展可再生能源
克里此行以及未来几个月的中美气候互动，对于今年12月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的COP28来说意义重大。如果中美无法达成共识，这场大会几乎难以实现任何重大成果。
克里行前，美国国务院概述了他此行的目的——在与中方官员的会晤中，克里将讨论气候危机问题，强化执行力与雄心，从而推动COP28取得成功。
而在访问结束后的记者会上，克里总结说，会谈主题包括将全球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减少二氧化碳和甲烷等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消除非法砍伐森林、电力行业脱碳等方面。
克里称，让中国逐步减少煤炭消费仍是美国在气候谈判中的最大目标之一。
过去一段时间，中国政府加快了新建燃煤发电厂的审批速度——全球能源研究组织称，2022年，中国共批准了106吉瓦的新煤电项目，创下自2015年以来的最高纪录，相当于平均每周新建两座燃煤发电厂。这个数据被不少媒体引用，也让外界担忧这会影响到中国的减碳步伐。
在杨木易看来，煤电厂的数量变化并不是问题根本所在。
他分析称，一方面，能源电力行业脱碳转型是长期复杂的过程，中国不同于欧美有天然气作为桥梁进行转型，且要面对风能和光能的波动性和不稳定性，尤其是，中国的水电有季节性波动问题，因此需要煤电作为支撑过渡。如果短期内没有煤电支持经济发展，会打击全体社会对于减碳的信心。且中国已经明确，煤电的职责转向了支撑和托底保供，不会单纯以提供发电为目的新建燃煤电厂。
另一方面，煤电厂建设后，装机不使用时并不产生碳排放，从全国范围看，煤电装机利用率每年都在下降，所以不能只看装机容量。杨木易提到，目前更需要考虑的问题是，“未来5到10年完成过渡作用后，这些煤电厂恐将成为搁浅资产，那时应该怎么办？”
杨木易指出，中国已经在以很快的速度转向风能、光能和其他类型的清洁能源发电，但系统性的变革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转型也不是一个线性过程，当中会涉及各种各样的现实问题。”
◆中国已在快速转向各类清洁能源
从近年的进展看，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投入巨大，克里也赞赏了这一点。他表示，“我认为中国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中国生产的可再生能源、太阳能和风能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多。他们正在推行非常积极的可再生能源战略，尝试减少排放。我们将努力与中国尽可能密切和建设性地合作，努力提高部署技术的能力。”
减少甲烷排放也是克里此行的讨论重心。甲烷是第二大温室气体，与二氧化碳相比吸附热量的能力更强，对气候变暖的短期影响远大于二氧化碳。
这也是两国可能取得进展的领域，中美已在格拉斯哥的联合声明中确认了减排意愿。且在去年11月埃及举办的COP27上，解振华出席了全球甲烷伙伴关系会议，这一倡议由欧美主导，希望到这个十年结束时，削减甲烷排放幅度达到2020年排放量的30%。
解振华透露，中方已经起草了相关计划，涉及遏制农业、能源等产生的甲烷排放。他去年提到，中国控制甲烷的能力仍然“薄弱”，因为中国将重点首先放在监测工作上。
中国油气企业也在尝试推进甲烷减排。2021年，包括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在内的6家单位发起成立中国油气企业甲烷控排联盟。
而拜登政府计划自2024年起对油气行业的甲烷排放征收费用，并制定了相关规定应对污染。因此，克里团队希望中国能公布限制甲烷排放的计划，来响应与美国的共同承诺。
美国乔治城大学研究中国能源政策的教授乔安娜·刘易斯（Joanna Lewis）向《纽约时报》评价称，美中两国似乎将重点放在了如何扩大可再生能源的使用、解决能源安全和电力短缺问题上，而不是简单敦促北京加快逐步淘汰煤炭，这是具有“建设性的”。“中国正在进行一项全国性的试验，以大规模部署可再生能源，其水平是其他国家从未达到的。”刘易斯说。
虽在减排上有分歧，仍有广阔合作空间
陷于历史低点的中美关系，在经济、科技、军事等领域都存在显著分歧，唯有气候问题凝结着双方的巨大共同利益，中美乃至全球各国都是“命运共同体”。只是想要达成愿景，依然会面对重重阻力。
杨木易提到，制定更雄心勃勃的减排目标是气候合作的一部分，但更应从具体项目去开展合作，切实推进减排的进程。“比如现在的雄心可能不足以支撑实现1.5摄氏度的温控目标，但行动起来的过程中会吸引投资、创造就业、实现发展，会产生积极反馈和信心，能有助于制定更高的目标，从而推动经济去碳化进程不断加速。”他直言，“这将会有助于推动更好的气候合作。”
站在中方立场，也不会让自身的环保之路受制于美方的压力。
克里访华期间，恰逢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讲话中明确了减排目标，也强调“自己作主”这一点。他表示，我们承诺的“双碳”目标是确定不移的，但达到这一目标的路径和方式、节奏和力度则应该而且必须由我们自己作主，决不受他人左右。
克里则在记者会上谈到，美国不会对中国或任何国家“发号施令”。“如果有什么是决定性的，那就是科学，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受到科学杠杆的影响和驱使。”“你不能闯到这里，然后逼迫别人。”他进一步说，“你要好好谈谈，建立关系，给人们一个理由，让他们基于自身的利益去做一些事情。”
中美的分歧还体现在气候融资问题上。美国认为，中国应向气候变化相关机构注入更多资金支持。然而，谁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并不容易达成共识，这关乎如何定义“公平”。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中国排放了全球三分之一的温室气体，远远超过美国和欧盟，但由于中国人口庞大，因此人均排放量较低。
而从历史上看，美国的排放量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多，且自工业革命以来，富裕国家已通过温室气体排放率先实现了发展，欠发达国家仍未享受到发展成果，因此前者理应承担起更多责任，比如向贫穷国家提供气候融资、帮助其能源转型等。
只是，美国国内有强硬观点认为，中国不应继续保持发展中国家地位，而应被作为发达国家看待。
中美在这一问题上仍存龃龉。克里和李强的会面中，克里强调中国要采取额外措施增强其气候雄心，避免气候危机的最严重影响。李强则回应说：“发达国家应带头减排并尽快履行财政承诺，发展中国家应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目前，中国已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和南南合作计划提供了许多支持。同样地，中国亦不希望在别国的压力下决定资金流向。
不过，在帮助脆弱国家应对气候问题上，中美间仍有广阔的合作空间。杨木易也关注东盟清洁能源转型问题，他举例说，中国和欧美可以在该区域开展合作，对于当地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清洁能源转型不单单是为了减碳，更多是为了促进产业发展。“中国作为一个走得比较快、比较好的发展中国家，可以提供必要的技术和基建能力支持，发达国家则可以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撑和相关的软性服务。”
“这样的三方合作，既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减碳，同时也为中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拓宽了他们的市场。这种合作开展下去，在低碳方向的动能如果越滚越大，很可能会外溢到其他领域，甚至能帮助我们解决地缘政治问题。”杨木易说。
可惜的是，美国国内的政治纷争让气候合作面临不确定性。克里与拜登的气候议程，本就受到国会共和党人掣肘。作为他们眼中的亲华派，克里的访华之旅显得“懦弱可疑”。
得克萨斯州共和党议员、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迈克·麦考尔（Michael McCaul）称，克里“绝不能用美国的国家安全和价值观来换取中方在气候问题上的模糊承诺”。华盛顿州共和党众议员凯茜·罗杰斯（Cathy McMorris Rodgers）更是鼓吹说，“我担心（克里的）谈判将放弃美国的价值观和利益，进一步将我们在能源和汽车领域的领导地位让给中国。”
前往中国之前，克里在国会经受了轮番质询，不仅有议员要求其施压中国，让中国制定和美国一样的减排目标，甚至有共和党人反对与中国进行气候谈判。
这也引发不少中国专家对于美方气候政策连贯性的担忧。毕竟，有特朗普政府退群为前车之鉴，美国政局的变化很可能会成为不稳定因子。
谈到这一点，杨木易有自己的观点。“西方政治仍需要对选民负责，如果支持绿色转型、解决气变问题的声音足够大，民意可以支撑起政策保持一定连贯性。”他表示，“可能在具体的工具层面有一些微调，但只要这个势头能建立起来，就会创造出发展的惯性。”
“现在很多企业也有意愿进行转型，比如油气行业，因此推行绿色产业并非零和游戏，也不是要和所谓的既得利益进行对抗，而是一种利益的重组。应推动油气等企业积极参与到气候变化的行动中来，让它们在绿色转型中起到助力。”他如此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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